关于唐帝国如何瓦解这个问题，学界似乎已有不同层次的“定论”，但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学界讨论十分有限，并没有得到完全地解答，仍存在很大值得讨论的空间。
陆扬先生此次报告以唐帝国如何瓦解为入手点，分析唐帝国瓦解本身的特殊性，进而深入探讨中国中古社会、政治的特质，思考九世纪整个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把晚唐、五代到宋初作为一个历史单位进行研究，意在重新建构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
这里是关于陆扬：唐帝国为何会瓦解——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的一个blog整理与记载，我未找到原作者因此这里只列出链接。
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何谓帝国：唐帝国瓦解的特殊性
二、九世纪的挑战：新政治格局的意义
三、乱中有序：清流文化的扩散和唐五代的转化
四、忆昔开元全盛时：如何重构晚唐的历史记忆
五、唐代亡于何时：从Pirenne假设说起
在第一部分，首先对传统意义上认为导致唐代灭亡的两大因素——外族兴衰与藩镇割据——提出质疑。从外部来看，陈寅恪先生在《唐朝政治史述论稿》最后一章讲到“外族的连环性”，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唐帝国的兴衰始终跟外族的兴衰有关。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解释，但唐帝国在九世纪末瓦解时，曾经对唐代最具有威胁的力量，基本都已不存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帝国，均在唐结束之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唐王朝在晚期其实获得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从内部来看，唐代后期内部主要的问题是作为地方势力的藩镇的兴起，学界多以安史之乱为唐代由盛入衰的一个转折点，但实际上安史之乱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唐朝实际上经过很多次转折，而且经过很多次内在调整。唐代末期，宣宗、懿宗时代，几乎所有的藩镇，包括传统上认为是被武人所掌控的河朔等地的藩镇，几乎都是以文官为主，文官政治主宰了藩镇。这些文官是在唐朝内部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最清要的官员，不同我们以往观念中认为唐晚期地方是武人的世界，地方军队领导集团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唐朝既实现了暂时的对外相对优势，对内也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藩镇被武人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唐帝国的瓦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突发性事件。
理解唐帝国瓦解的突发性，首先要从九世纪的变化开始看。帝国瓦解与中国中古时期的特性相关，唐朝后半期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威被重新界定。九世纪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存在各种发展方向，而且这些方向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九世纪产生的新变化，陆扬先生认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可以归纳到两个主题下面，即新政治格局的意义；清流文化的扩散及唐、五代的转化。
第一方面，就是唐代宫廷的文化想象。唐代在九世纪的转变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即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越来越下降，日趋衰落，但唐代以宫廷作为主体的文化地位不断升高，社会对其认同日益广泛。
在唐代宫廷文化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产生了九世纪的新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即是唐朝后半期实际上出现了中国历史晚期帝国专制皇权的基本格局，直接影响到唐、五代及宋，特别是宋以后。这种专制皇权，并非依托于某一个皇帝，而是一个制度，一个特别具有控制力的制度，能够使皇帝个人想法、权威能够贯彻下来。唐代后期的专制皇权，恰恰出现在唐王朝衰落时期，皇帝开始建立一种以他个人为中心的统治系统，凸显皇帝个人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不是官僚系统的权威，而是皇帝作为一个特殊的制度，具有“私”的性质。在安史之乱之后，经历一段时期，唐廷开始逐渐掌握这一系统，维持整个唐代晚期政治体制的格局。
第三方面，陆扬先生认为此点是唐朝晚期真正的发明，而且可能在重要性上超过前面两个方面，即唐代后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实体，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两个词，第一个就是“文人”，第二个就是“科举”。“文人”指唐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词臣。他们在朝廷及地方上各个行政机构中担任起草政令文书的工作，以自己的文学才华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政治精英群体。其中翰林学士是这一精英群体中的最上层，越来越成为清要之职，并逐渐构成未来所有朝廷重要职位一个最主要的来源。科举是这些文人进入朝廷的重要途径，科举是一种对现有文化、政治身份的认同手段，而不是一种制造手段。文人与科举，塑造了唐代中、晚期的清流文化。
第四个方面，唐朝建立起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想象，一种新的皇权系统，随之又兴起新的精英文化。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文武分途。前面提及，九世纪藩镇领导阶层逐渐被文官所取代，唐王朝不是以权力及武力做到这点，这也不仅是制度上的重大变革，还牵涉到一个对文化价值的认同问题。朝廷宣传一种文的文化价值观，辅以文官政治，渗透到地方藩镇，唐末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接受文官治理、科举取士，这种价值系统保留延续，没有随着唐帝国瓦解而消失。从唐到五代，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唐帝国消亡了，但其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实际上是一种井然有序地延续到了五代。唐代文人精英家庭人员，在五代各个政权中都被接纳，并处于重要职位。
其后，陆扬先生试图重构晚唐的历史记忆。因为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是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而作为研究者，应该充分使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使研究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在晚唐出现了大量回忆开元、天宝时期的笔记，如《明皇实录》、《开元天宝遗事》等，这些个人化的材料体现出时人对所处时代的感受。晚唐宣宗、懿宗时期，在他们看来，是如同开元、天宝一样的盛世，无论从宫廷文化的优雅上面，无论从社会的繁华和多样性，都很相似。
最后，陆扬先生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阐释唐帝国终结的意义。作为一个多元性帝国，有着多元性的社会，各个种族、人员，在唐朝的旗帜之下，扮演了各种角色，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认同这个政权。这种认同感，使唐朝政权得以“延续”。而延续性可能不一定要依赖于李氏家族本身，而是试图恢复多元性帝国统治模式的努力。如后唐试图恢复唐的疆域和格局；南唐改以李为国姓；契丹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唐朝的权威。超越地域与种族的认同感，才是帝国的真正意义所在。
唐帝国为何会瓦解——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初整理稿） 时间：2010年5月24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会议室 主持：荣新江先生 主讲：陆扬先生 录音：录音笔 整理：太史政
陆扬演讲： 非常感谢各位，我非常惊讶来了这么多同学，当然作为从事大学教育的，看到有这么多同学对这个很枯燥无味的问题这么有兴趣，我当然从我个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事情。正如荣新江先生说，当然他很多言过其实的地方实际上给我很多压力，但是我确实十年前，正好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回北大做报告。实际上那个时候，正是我现在这个课题开始思考的一个开端，而且那时候的报告跟现在是有关联的。那么经过这十年，这个过程，我想今天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唐代，特别中古，这些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前两天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他跟我讲，说，年纪轻轻，为什么选这样大的题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唯一的答复就是我年纪并不轻了，别的我就答不上来。可见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所以今天我选择这个题目，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过去这几年来，很多学界的朋友，他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我发表的文章也好，做的报告也好，比较多地把重点放在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方面。所以有些朋友的印象就是，似乎我是不是有离开以前所关心的传统中古史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我个人过去这几年始终没有离开我所关心的关于唐五代，特别是从唐到宋的社会、文化、政治转型问题。今天，我特别想在中古史研究中心这个非常好的场合，能够向各位先生、同学提出我的看法，我相信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批评和指正。
那么这个题目，我的考虑也是因为，这个题目本身能够涵盖很多问题，同时这个题目也能够给，不仅仅是给关注隋唐五代史具体历史问题的学者能够带来一些思考，而是如果对整体有关注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重要的。今天，我当然特别不习惯用这个PowerPoint，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最近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讲，美国军队最喜欢用PowerPoint，而且他们的PowerPoint的图解你完全看不懂，无数的线互相连接。它的结论就是说，美国的军队之所以用PowerPoint用到这种滥用的地步，事实上影响了他们对军事问题的分析能力。所以我非常犹豫是不是要用，但是为了讲演的方便，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还比较多，我相信今天可能用这个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这是我的报告大纲，这个问题就是说，唐帝国的瓦解。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从我个人的了解来看，似乎学界讨论的并不多。因为唐帝国的瓦解，或者唐朝的灭亡，取决于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似乎是一个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问题。至少说，唐代为什么会衰亡，这个问题，结论性的东西就已经在那儿了。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得到解答，虽然说以往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为大家所接受的基本的对唐代后期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的一些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能直接引导我们去理解唐帝国瓦解本身的特殊性，就是它具有哪一种特殊性；也不能够使我们理解从唐到五代这个过渡中间，它本身的性质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光局限在唐朝的这个历史范围内，甚至我觉得这涉及到，比如说，中国中古的社会、政治的定性应该怎么来做。所以我想从我的这个报告，从唐帝国瓦解的特殊性开始，接下来延伸到九世纪的挑战，然后讲一下我个人对九世纪整个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意义的理解。接着我想讲它唐到五代的过渡。每一个专列都分得很细。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粗线条的解释，实际上每一个部分都值得做很深入的研究。我本人只是在每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很高兴，我今天还想提一下的就是，这个演讲的同时，宇文所安好像也在北大讲关于宋代文化史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今天我不是选择这一天做演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去听他的报告。
就我个人的经验，这些年，至少在西方来说，特别是关于中古史的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史合流。就是研究文学的学者越来越关心历史的问题；研究历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以前被定义为文学或其他一类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了解我们所研究的时代。所以，这就牵涉到比如说下面一个专题，“忆昔开元全盛日”，如何重构晚唐的历史记忆。最后一句当然是比较吸引眼球的，但是我不解释我究竟为什么放在这里。唐代亡于何时，似乎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唐朝结束在907年。所以我想从一些比较史学的角度提一些看法。
首先，我觉得唐帝国，作为一个帝国，它的特殊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唐宋元明清，至少唐代是最后一个帝国，它的瓦解，是完全从内部发展出来的。就是，应该说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外在压力，不像后来的宋元明清，他们的消亡都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对立，或者外力的介入。但是唯独唐朝不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每个学者都赞同，因为我们观念中间，包括陈寅恪先生他在《唐朝政治史述论稿》最后一章讲到“外族的连环性”，最后一段话就引用了宋代史家的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所谓“祸基于桂林”就是说，唐代始终必须花费极大的力量来维持它在边疆的防御，“桂林”当然是指针对南诏的防御情况。所以，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唐帝国的兴衰始终跟外族的兴衰是有关联的，这个当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缩小到具体的唐帝国瓦解这么一个时刻来说，那么他的解释，包括我们细读他的那一章时，我们发现他讲到唐灭亡和外族兴衰的关联的时候，他自己也讲，我们材料不够，所以很难在这一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保留，提出这么一个很宏观的解释，从他的这个角度，他的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细看唐帝国在九世纪末瓦解的时候，曾经对唐代最具有威胁的力量，基本上都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唐帝国的力量被重新被打散的时候，周边还是有许多政权存在，但是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帝国，其实一个个地都开始在唐结束之前，就已经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唐帝国已经到了一个，在长达几十年的，在异国之间的规模极大的争斗之后，基本上不能说获得了胜利，但至少它获得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这点上，我想我们是可以认同的。这是从外部来看。
第二点，从内部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唐代后期主要的问题就是面临藩镇的兴起，即地方力量的兴起，牵涉到地方和中央在唐代社会的情况下是怎么定义的，它的权力是怎么界定的。藩镇的问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削弱唐朝，以致于最后把它的控制力完全瓦解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很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以前，我是指，过于把着眼点放在安史之乱。实际上安史之乱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唐朝实际上经过很多次的转折，而且经过很多次的内在的调整。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九世纪的末年，所以我特别提出九世纪的重要性，就是比如说，对于各位熟悉唐朝历史的学者和同学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了宣宗，到了唐代接近末年，宣宗、懿宗、僖宗，当然僖宗时代黄巢之乱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之前，宣宗跟懿宗时代，如果你去研究一下藩镇节度使的构成，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藩镇，包括传统上认为是被武人所掌控的这些藩镇，几乎都是文官政治，几乎都是文官节度使，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在唐朝内部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最清要的官员。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地方是武人的世界。实际上到了九世纪的末年，看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内部的消解，它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唐朝既实现了暂时的对外的相对的优势，而对内也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藩镇的武人控制问题。当然，并不是指地方军队的消失，而是指领导集团性质的改变。
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为什么唐帝国还瓦解？而且瓦解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突发性的事件。这是我想提出的，也许有些学者可能会觉得很突兀，这似乎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看当时文人写的文字，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忧虑。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提出瓦解的这个突然性？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提供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要从九世纪的变化开始看。首先要看唐朝在后半期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结构，如果我们不理解这样的结构，就很难去看唐帝国瓦解的特殊性，及其本质究竟在哪里。所以我想先从这个角度去谈一下，所以我首先想讲的就是政治权威的重新界定。我觉得九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无论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还是所接触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九世纪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修改我的专著，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可以说完成，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在下一部要写的专著里面做进一步的探讨。那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九世纪产生了很重要的新的变化，当然还有更多可以提出，但是我个人想把它概括成四种在我看来很关键的层面。这四种层面有涉及到制度的，有涉及到结构的，也有涉及到比较无形的力量。
我首先想提出的是无形的力量，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在中古社会无形的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怎么去把握那种无形的力量？那么第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这样的无形的力量。如果我们看到九世纪，我曾经用过一个英文词，就是叫做（陆先生没有说出来，事实上应该是enigma）。九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个角度都有，各个方向都有，而且这种方向互相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你很难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而且你很难说哪一个一定导向五代、宋以后的变化。所以这也是我想提出的，就是说，以我们唐五代史为例子，来重新探讨历史上发展的一些，作为我们历史学家该怎么去理解。
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就是宫廷的文化想象。我们看中晚唐文人的写作，中晚唐各种的我们现有的史料，有一个很突出的给我的印象，虽然唐中央的特别是朝廷，特别是皇权，似乎他的这个控制力越来越下降，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说，它对地方上的控制，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可是，在同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却看到对唐代以宫廷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文化，它的这种认同，它的这种想象，它的这种认可，实际上在不断地上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在早期中华帝国的意识中，似乎很少有这样的例子。我个人的了解当然有限，但是我还是想提出来，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唐朝在实际上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它的以宫廷为主体的文化地位实际上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这样两个完全是相反的方向，那么就是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导向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讨论，我有长篇的文章和章节专门讨论这个文化想象的问题。
接下来先提第二点，就是在对宫廷文化的想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觉得唐朝的后半期实际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晚期帝国的专制皇权的基本格局，实际上五代、宋以后，特别是宋以后，专制皇权的局面，实际上在唐代后期基本上都已经产生了。一般我们以前的中西学者对于专制皇权的理解，通常是把专制皇权的出现，放在一个，某一个朝代特别具有控制力，因为特别具有控制力，你才可以想象说，皇帝才可以建立一个政治的格局，能够让他个人的想法、权威能够得到贯彻。所以我们大家通常是做这样的一种联系。但是如果具体研究晚唐史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在晚唐，恰恰就是在它衰落的时候，专制皇权出现了。就是皇帝开始出现建议一种以他个人权威为中心的这么一种系统，把他个人的政治权威凸显，这个个人并不一定指某一个具体的皇帝，这我还要做一个比较细微的分辨。就是皇帝他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英文的institution，跟宰相一样，它是一个职位，一个特殊的职位。所以皇帝作为一个职位，它具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不是官僚系统的权威，它不是一种比较所谓带有“公”的性质的一个权威。我昨天有机会和吴丽娱先生讨论，受到她很多鼓励，有一个讨论的方向就是关于这个。但是皇帝作为一个特种的制度，它具有一个“私”的性质，但是它“私”的性质又不是个人意志，不是某一个皇帝说今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它代表一种不同的权力，而这种不同的权力怎么样去行使，怎么样去发展它的权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去维持它整个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格局。这个才是晚唐真正的发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有相当一个时段以后唐廷才开始逐渐掌握的这么一道系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更详细的讨论，我在这里只是想先提一下。
第三个我觉得唐朝晚期真正的发明，而且可能在重要性上还超过前面两个。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实体，一个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这个词大家现在用得很多，我个人来说，采用这个词汇的时候，需要比较小心。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例子，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政治文化，就是说文化跟政治是不可分的。而且文化跟政治，文化本身又具有它的特殊含义，这不是说我们从中国的秦汉下来，就可以用这个以前的文化模式来解释唐朝中晚期到五代所出现的文化模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用来做定义。最关键的就是两个词，第一个就是“文人”，第二个就是“科举”。文人，这里我没有用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意义上的，比如说明清时代的文人之类，这样的一个用法。事实上，我尽量避免这样的用法。实际上，我所指的“文人”是一个特殊群体，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群体，甚至在这里我可以用“辞臣”，就是以代表朝廷，或者代表各级的行政系统起草政治文书的这么一个群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中晚唐，当然不是从中晚唐开始，但是在中晚唐真正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它在社会上所拥有的这种自我延续的这么一种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接下来我想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问题，因为我讲的都是很空洞的条文。熟悉文学的同学，大家都知道王建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晚唐诗人，九世纪的诗人，他写过100首宫词，当然都是反映宫廷的各种生活场景，特别着重皇帝和他嫔妃的互动关系。中间也涉及到在宫廷内部服务的朝廷官员的生活。其中有一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首绝句。当然我可以念一下：“白玉窗前起草臣，樱桃初赤赐尝新。殿头传语金阶远，只进词来谢圣人。”大家都知道“圣人”是唐代对皇帝的称呼。最近这两年有一个研究宋徽宗的文集，美国出的，其中有一篇是美国一位很有影响的研究唐宋文学的资深学者艾朗诺（RonaldEgan）专门写的文章，他讨论的是宋徽宗的宫词，也涉及到王建的宫词。在这个宫词里面，他对这首特别做了解释，这里是我的中文翻译，“皇帝也许惦记着一些勤恳为他服务的臣僚，用正当令的樱桃来表示对他们的赏识，但这种好意从一个无法估量的遥远处降临到他们身上，给予略表心意的礼物是皇帝的义务，但是臣下却没有资格当面去谢恩。这里所强调的是存在于统治者和他勤恳的官员之间的一道鸿沟，使得统治者的亲切举动看上去更是惊人的宽宏和了不起。”我看到他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看到这样的解释，我们会觉得这个解释得还是很细致的，如果只从字面上来看完全讲不通。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恰恰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中晚唐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去理解，所以他把整个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完全倒过来了。他最关键的是没有去了解其中一个关键词，我们现在都讲关键词，第一句里面就有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个“起草臣”。谁是“起草臣”？这些就是代表皇帝草诏的这些词臣，在这个意义上，在这里的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指的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就是我讲的特殊形成的这个文化、政治集团中间属于最上层的那少数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文化、社会、政治身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就是这些“起草臣”。那么“白玉窗前”的“白玉窗”实际上就是指的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翰林学士院，在——所谓紫禁城——大明宫里边。“樱桃初赤”就是说皇帝有一个礼节，就是樱桃是赏赐臣下，每到樱桃结果的时候，用新鲜的樱桃给臣下，是一种特殊的赏赐。实际上他在艾朗诺看来，就是说用你写的这个奏章上去感谢皇帝，和你本人亲自见到皇帝去谢恩，两者之间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本人去谢恩，才代表皇帝对你真正的恩惠，也就似乎你的地位比较高。这就是英文讲的conventional thinking，它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实际上恰恰不符合唐代特殊的意味。这些“起草臣”真正代表他文化精英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他起草的诏书，所以文字的力量才是他真正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获得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能有什么比写一个奏章上去，用最华美的文辞，用很得体的语言，去感谢皇帝，来显得更重要，就是更亲切。所以这实际上它表示的是一种对翰林学士在宫廷内部能和皇帝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互动的一种羡慕，而恰恰不是说，皇帝对这些臣下，把他们像一个奴隶一样地去对待。所以这就体现出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特殊的历史境况，才能真正去解读，当时包括像这些文学的作品的含义。
从这个例子，我想来说明，在中晚唐，真正形成了这种以为朝廷服务的草诏，或在地方上各个行政机构担任起草官方文书的这么一群人。他们被看作是新的文化、政治精英群体的核心。而这部分人恰恰构成了未来所有的朝廷中间最重要的职位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接下来，我想举另外一首诗，韩偓，这是唐朝作为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关头，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诗人和翰林学士。他在——在我看来几乎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昭宗在位期间，他担任了翰林学士。当然，昭宗经过很多挫折，最后死在篡唐朱温手上。这期间，韩偓写了很多他在学士院生活场景的诗歌。如果我们念他的诗歌，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实际上，如果从我们现有的叙述来看，那简直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可是，在他笔下，你很少，除了很偶然的情况，看不到他对这些兵荒马乱所表现出的一种焦虑。他的生活是如此雍容，他所写的诗歌，他的生活主要是以宫廷为中心，他每天要在夜里值班，因为皇帝有重要的任命要叫你去写诏书，你马上就得去写。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晚上在这个宫廷禁地，夜深的时候，在一个很优美的环境里边，然后，或者你个人，或者你跟其他的翰林学士同伴一起值班。他们所体会到的那个时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圣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他文字上的表面的修饰，而是说实际上他确实是有这个体会，而且这个体会从八世纪末翰林学士院变得重要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这种观念，跟接受的这种价值观，被他们所有人都接受，而且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看来，是非常值得羡慕的。所以这个是我随意选的其中一首诗，就是有一次，“是岁大稔”，天复元年（901），关中正好丰收，所以就“内出”，皇帝给百官发奖金，并特别宴请百官，包括翰林学士院，然后给学士每个人月计所出的丝织品，那是很大的一个奖赏，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奖赏。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太史政按：诗见PPT，为韩偓《锡宴日作》：“玉衔花马蹋香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外人知自日边来。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清商适向梨园降，妙妓新行峡雨回。不敢通宵离禁直，晚乘残醉入银台。”）901年，离唐朝的终结不过就几年而已。可是从这个诗里面你完全看不出那种焦虑。如果我们回想到汉代末年，即东汉末年，你很难想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为什么在唐朝，这些精英，他对即将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他似乎没有一种，当然，有些人也有各种的表述、表达，这不是说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记录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说，他一旦在宫廷的情况下，他的世界似乎是封闭的，他完全沉浸在特殊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历史学家回过去看这段历史，感受相当的不同。所以，怎么样重新回到他们当时的语境，这些人的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王建到韩偓，你可以看到这个延续的过程。最后我再举一个，这个以文辞和科举为关键，当然在这种前提下，科举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记得十年前就是谈这个唐代科举的两重性，当时比较具体的讨论唐代科举的性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开放性的科举就是当时的特点。或者大家以前有些学者用文学性的科举，而不是说制度性的科举。不管用那一个词，我觉得唐代科举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种对现有的身份，文化、政治身份的一种认同手段，而不是一种制造手段。这个是跟后来科举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么现在先谈到这里。
接下来要谈到最后一个，就是唐朝建立起以朝廷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想象，建立起一种新的皇权系统，然后建立起一种新的精英文化。那么，这种精英文化跟整个唐朝的地域，这么宽广的帝国，究竟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交互的影响呢？这就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关于九世纪的挑战中间最后一条，就是文的渗透和文武分途。这就涉及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九世纪藩镇领导阶层逐渐被文官所取代，这不光是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即唐廷为什么在这么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绝对不是光靠权力，或者光靠武力就能做到的。打赢几场仗，当然在唐宪宗的时候——我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的这么一个皇帝的十五年朝局——获得了不少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本身并能够足以说明为什么唐代能够又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牵涉到一个对文化价值的认同问题。我觉得对文的渗透是中晚唐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地方上，不管这个地方原来的集团力量究竟在哪里，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它在不同程度上都开始在接受这么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这并不说它抛弃自己的身份，或者抛弃自己现拥有的政治实力，但是它至少必须认可说，这么一个文化价值观，以科举出生的文人精英，和朝廷所宣传的这么一种以文官为治理重点的这么一个格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他们不得不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应该要接纳的。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史学家往往都用文字的材料，我在这里想用一个视觉形象的材料，可能比较有意思。这个材料，Google Map，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但是我这两天查起来比较麻烦。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改成中文。这是我做的一个关于这个墓的一个报告，我觉得用过来为我们今天的报告提供一个资料。这是河北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一个很重要的节度使，他的名字叫王处直。王处直是河北很重要的一个藩镇易定的节度使，基本上是一个世袭藩镇。在他们看来是最被武人所控制的地域，而且所有藩镇几乎都是世袭的，虽然在九世纪过程中这些藩镇还是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基本都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藩镇，完全把朝廷的力量排斥在外面。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举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即便在那个地域，究竟唐朝的文化价值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王处直的墓20多年前被发现，虽然被盗过，但是这个墓本身还是完整地保存着里边大量的壁画。有很多学者研究过，特别是艺术史家，因为他们注意到壁画中间有两幅山水画，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的山水画，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资料。那么我的研究完全是从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去看的，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墓的基本的格局。这个墓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度使，王处直他个人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他经历了唐代政治的灭亡，然后进入五代初期，完全夹在两个很重要的力量之间。这两个很重要的力量，一个就是后梁朱温，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后唐的李克用、李存勖。所以河北的藩镇都要在这两股力量之间不断地维持一种平衡，为了维持这个平衡，它不断地表示对正在灭亡中的唐朝的效忠。他个人到了晚年其实不太顺利，他的儿子，不是他本人的儿子，而是他养子，大家都知道节度使，尤其是武人的节度使，他们的系统往往权力的交接，都是给自己的养子，都是从军队里面出来的，而不是他本人亲生的血缘上的子孙。他的儿子就是最后逼他退位，逼他从节度使的位置上退下来，而且几乎等于把他放在家中软禁起来。当然，最后没有把他杀掉，我觉得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了。如果我们熟悉唐代武人的文化的话，通常这些人的命都很难保。
他死后当然他的儿子，他的养子给他盖了这么大的一个墓。这么墓本身结构上不是太复杂，基本上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可以看到吗？这个小红点，从这个墓道进来，有一个甬道，然后到前室，一般很多晚唐的大墓都采用了这个格局，所以在格局上它并不是特殊的。有一个后室，然后在前室的两边有东耳室和西耳室。我们看一下这个墓的里边的结构，这个墓进去以后，就是在前室进门的时候有两个大龛，当时发掘的时候，这两个大龛已经空掉了，考古学家当时就认为这两个地方很可能有武士像。当时已经没有了，武士像很多年以后被发现流传到美国，这当然是被盗出去的。这两个武士像的精美程度是惊人的，都应该被追回了，现在应该在国家博物馆。本来希望这次能看到，但是国家博物馆在整修，所以很遗憾。所以我用的是网上的照片，所以你们看到的话，不要怀疑我是在剽窃，我实在是没办法。我首先要讲的是，这是整个墓里面，唯一的一处跟武人的形象有关联。当然武士像并不一定表示说他是一个武人的身份，而是这是一个地宫的护卫，这是很自然。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墓内的壁画的情况。这是前室的图像，前室很有意思，里面原来放的物件当然都被盗了，但它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没被盗走，那是因为太重，就是他的墓志。这个是他的墓志放的中心的地位，然后这个是墓盖，墓志跟墓盖又分开了。据说这个墓又回填了，是伐？我听说又好像回填。这个是四周的壁画，这个是南墙，通过这个南墙，这是一个进入后室的盗洞，所以这幅山水画一定程度上被破坏了。但是从这个盗洞直接进入后室，我主要给大家一个方向，然后这四周都有这个壁画。那么这个壁画是什么呢？当然，这壁画分成上下两层，下面这一层都是花卉，然后上面这层，每一面都有三个龛，这三个龛就是十二生肖，所以三个一面，三个一面。然后在天花板上，天顶上是星象图，这些当然都不奇怪，在唐代的墓里面，这都普遍出现。但是有意思的是，墓盖的四周刻的是四神，朱雀、玄武，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唐墓所固有的一些特殊图像。
但是我觉得它的前室本身很有意思，它的前室并不放棺材，而是放这么一个石刻墓志。当然，学者对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我还没有看到对此的解读，大概我是第一个。我很好奇，它会什么会这样安排，那么它的四神每一面都对着这三个生肖，它是井然有序的秩序。比如说李星明，他在很详细的关于唐代墓室的研究中，提出这是一个宇宙的系统。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是。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把墓碑放在这里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前室本身，它的空间安排在我看来是，很有含义的。这个空间实际上把他一生的功业都刻到石上面，是永垂不朽的。这个永垂不朽的生平，等于是嵌入宇宙的镜框里面，在我看来有这么一个意味。所以这个前室就变成一个纪念厅，变成一个他生平的纪念厅。
这两个耳室里边都有两幅壁画，两幅壁画上面所体现出来的它的物件，因为唐代室内有屏风，所以它把屏风放在后面，所以壁画其实是一种模仿。但是壁画很有意思，左耳室和西耳室完全是男女分开的。这个墓是王处直和他的三个妻妾埋在一起，所以西耳室完全是女性的布置，完全是女人的梳妆台，大的这个是牡丹和寿诞鸟，这两个是象征富贵的。还有女性用的架子，还有梳妆的东西、枕头，所以这可以看到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就是说他们维持这么一个私人的空间是给女性的。但是呢，我这边特别想讲跟我们主题有关的是另外一个耳室，这是王处直的私人空间。他私人空间背后有一个山水画，但是没有人物的形象，没有任何个人的肖像，没有当时南方的王建墓，把他当成皇帝，有个人的塑像。这里面完全没有他个人的肖像。相反只有一个长桌，桌子上有唐代的金银器，也有衣帽架，这里挂了一顶帽子，这是文官戴的帽子。
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看这个山水画。这里有两幅山水画，但是他们的构成是不一样的。这一幅山水画，它着重的是山，山势的雄伟。在这个山的构成中间，水的作用，只是起了一个媒介，就是把山隔开，在空间上起了。但是后面这一幅就完全不一样，后面这一幅采用的手法，所谓我们艺术史家所讲的平远的画法。宋代以后，山水平远的画法，很缓。这个山水当然不是河北的山水，我相信，来自河北的同学对这可能更有了解。这应该是比较接近于南方的这种山水，而且这种水显然是居中的。这个水，也许是我过度敏感，但是在我看来水的意义远大于山水。然后这顶帽子就对着这个。那么这个象征着什么呢？
这个墓室里边你看不到一点跟武人的生涯有关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在他的墓里边，他的儿子当然给他建的，为什么不宣传带有武人建立功业的东西？相反都是跟文人有关的东西？幸好他有个墓志，他的墓志里特别强调，当然这是一种讳饰，他晚年不是被逼退位的嘛。他的儿子给他写的墓志找了掌书记，专门起草文书的。提到，他晚年跟他儿子讲说，我现在精神不好，老态龙钟，所以我要退休了，我要做范蠡一样的人，我去五湖遨游，我要做一个隐士，去隐居起来。不光是一处，而是好几处都讲到他晚年在自己私人的院子里面，念《南华》，吟诗，喝酒，过着一种完全文人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但是如果你熟悉唐代墓志的一种特殊的书写方法，再结合它的绘画，你就可以这个就是他要泛历五湖，挂冠而去的象征。这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解读，当然从整体上来说，唐代即使在河北，这么一个武人的节度使，他都已经开始接受文人的价值观。不光是他，他的儿子，据说是河北当时很有名的收藏古籍的，他收藏了三万卷书，到最后他被杀掉了之后，两三万卷书都被毁掉了，很可惜。
所以不光是他一个人，河北藩镇，像有的日本学者，我记得好多年前，就曾经提出过河北藩镇后来衰落。其中指出一条，就是河北藩镇它实际上性质已经在不断改变，所以不光易定是这样，成德也是这样，被认为所有河北藩镇中间最彪悍的，因为成德的组合很多是非汉裔的军事人员，很多是粟特啊，各种各样。但是在成德，比如说成德节度使，很有名，跟王处直是同时代的，两人是联盟的，就是王镕，就完全是一个虔诚的禅宗的信徒。如果大家读过《临济录》的话，在《临济录》的开头提到一个节度使“王常侍”，实际上就是指的王镕，他把所有的军官都招来，对着这个临济的大师，听他讲经。所以，你很难想象河北，它对文的转化，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讲的，唐末五代，虽然地方上开始出现力量，然后有很多武人的力量确实在增强，但是文人的价值观、系统也不断地在渗透。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构成了未来的五代跟北宋的新格局。
这里我想讲的是九世纪，对我今天的报告是比较关键的。哦！最后我还忘了告诉大家，在后室里边，四周全是壁画，然后有两幅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妓乐的汉白玉石雕，规模很大。还有帐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看不清楚。我最近在芝加哥大学做的报告都是关于艺术史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后院，放着他和他夫人的棺材。壁画上全是山石和各种花草，然后有帐幔，有放着两个很大的带有立体感的大理石雕塑，女性的妓乐，提供娱乐。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庭院的重建，就是符合他墓志里边讲的，他晚年在庭院、帐幔里看表演。所以这是一个他私人的，自己归宿。前面的前室是他进入的宇宙的不朽的境界，这是我的解释。当然，这比较具体，跟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特别有关系。
那么，唐代的这些变化、新格局，它到了五代，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五代，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大家只看到，一般学者比较关注的是战乱，五代的纷乱，文武之间，武人对文人的压迫。当然，到了北宋，我们可以看到武人很多这样的抱怨，觉得北宋恢复了文人的传统。但是我们读五代的抱怨的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采取一种反过来的读法。实际上，文人的抱怨未必就表示说他的地位一定低，有的时候他对这种价值观的威胁会有一种敏感，所以会反弹。我特别想指出，从唐到五代，实际上虽然唐的政治的，皇帝的系统终结，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作为一个文化的价值，这个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实际上是一种井然有序地延续到了五代。所以五代特别重要。唐宋之间，五代并不仅仅是一个过渡，并不是一个以前我们西方学者所说的aberrant，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过渡，是一个异象，而不是一个常景。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五代的变化是很自然的延续。就是唐朝的政治格局，这个精英的身份，非但没有受到挑战，而且很自然，很完整地进入到了五代。当然，具体来看，很多晚唐的高官，文化精英确实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丧失了生命，比如说朱温一次就在华州白马驿杀了好多朝官。但这种都是个别的例子。如果你把过渡的重点放在那些例子上，就会忽略更完整的一个图像。实际上，我们有更多的证据来表明，而且这个证据是太多了。
可以表明出，唐代的精英，包括他们精英的后代，包括在这个系统里边出来的人，在五代十国的各个政局下面都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说五代十国，不管你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对唐朝的精英人员，都是不断地接纳，而且把他们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我只举一个例子，例子太多了，今天没有时间。就是杨凝式，大家都知道，从《宣和画谱》里面出来的。你可以从晚唐的笔记、唐·五代史，找很多例子。但是我想举这样的例子，就讲杨凝式，善文辞。唐昭宗初年，刚刚进士及第。终唐之世，到唐末，他变成秘书郎。然后进入梁代，变成梁代的考功员外郎，我们知道唐代的郎官是最清要的。然后到后唐，就变成兵部侍郎。到了晋，就变成太子少保分司。到了汉，变成太子太师。到了周，变成太保。他在周的时候死掉了，他死的时候岁数很大。如果到宋代的话，他可能没有官可以做了，因为已经太大了。但是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文人，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会在每一个朝代的时候，当然欧阳修会说这些人完全没有人格，那如果我们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而从文化价值系统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不是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现象，唐代的文化格局就会被打乱，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文化价值系统如此地，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讲，文化霸权是如此的厉害，所有这些朝代都不能拒绝他。所以这些人一旦进入这个时代以后，他的身份都保存下来，然后跟他的身份有关的，比如科举，所以五代的时候科举几乎没有停止。
快接近最后，我想讲一下唐代灭亡的突然性。我们现在回去看唐朝末年的话，我看黄巢之乱之后的诸侯纷争，看到种种乱象，种种战争，一直持续，到梁唐晋汉周，不光是内部，还跟契丹（辽）等争权。所以这个时代确实从社会上来说很。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些变化，对当时很多人来说，都是突然出现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韦庄的《咸通》。韦庄是和韩偓同时代的人，比韩偓还晚一点。他当然留下了很多诗歌，跟韩偓一样。他的诗歌比韩偓关心社会的疾苦，面更广一点。他写的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保存在敦煌的《秦妇吟》，我们现在对唐末的概念往往就是《秦妇吟》里所描述的这么一种极其残酷的社会乱象。但是他也写过一首《咸通》，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注意。他特别讲，“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月，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他是从他的角度去回忆咸通时代，懿宗，黄巢之乱之前，这么一种社会的景象。实际上，宣宗、懿宗时代的唐朝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时代，跟我们现在中国大概有点像。我没有任何引申的含义，我不觉得历史会重复。但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看起来是一种承平的景象。这只是诗歌之一，就是我们怎么去重现当时人对这一段的历史回忆，究竟我们要怎样来做。所以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晚唐历史记忆的重建。
晚唐历史记忆，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可以，对于历史记忆，我觉得是一个时髦的课题。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民族的历史记忆，国家的历史记忆，包括对历史时代的历史记忆。但我觉得历史记忆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理论上来讲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够很深入地去了解。但是，我比较关注近期西方历史学家对现代史，尤其是对20世纪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比如说（某位西方历史学家，待补）对犹太人灭绝这个事件的研究。我觉得比我们以往研究古代史的所谓历史记忆的，似乎更丰富一些，从理论上来讲。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在去世之前，他两年前去世的，他叫PaulRicoeur，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大书，英文叫Memory, History andForgetting，记忆、历史和遗忘。他这个书很大，而且很难阅读。但有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特别讲历史记忆，讲历史学家是不是有能力去重新建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在他看来有各个层次，比如说，犹太人灭绝这个事件为什么会被认为很重要。然后有些很相关的跟这个类似的事件会被遗忘。所以究竟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很多理论上的建设性的意见。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是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哪些片段在后来淡化出来，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你阅读欧阳修，或者北宋那些士大夫的写作，当然这些历史记忆，是他们不会去强调的。但是如果我们去注意一下现存的唐代的笔记，在我看来笔记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化，所以它记载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个人的，或者记载的某一种方式并不一定代表某种特殊的意念。但是，总体来说，它具有一个它所选择的材料、重点，确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对历史场景，他有什么反映。这里放了两个系统，这些是对了解晚唐五代的历史比较重要的史料。前面四个，从郑处诲的《明皇实录》，到郑棨的《开天传信记》，到郑嵎的《津阳门诗》。《津阳门诗》很少有学者会注意，但是这首诗唐代最长的一首诗，而且写得非常好，它是关于开元天宝时代的历史的。还有王仁裕，五代，应该是南唐（太史政按：是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元天宝遗事》。就在晚唐，在唐末、五代，突然出现了很多关于开元、天宝的笔记。当然，有的学者就提出说，开元、天宝是盛世，唐末盛世已经不再，所以大家对盛世的回忆是很自然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太表面了。实际上，如果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些作者是谁，这些作者都不是一般的人。每一个在当时门第、人物来说都是最高的，而且他们都代表文学、辞臣的系统，包括五代的王仁裕，做了翰林学士，做了宰相。他们在这个时期，为什么突然要写关于开元天宝。我的解答是，实际上他们本身就经历了这么一个盛世，这个盛世是什么呢？就是晚唐的盛世，就是宣宗、懿宗这一代的盛世。这个盛世在他们看来，无论从宫廷文化的优雅上面，无论从社会的繁华和多样性，都很相似。他们当然不能把晚唐的这个作为盛世来描述，所以他们就会去写开元、天宝时代的事，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联系。还有一些，像《松窗杂录》，都是关于晚唐、五代，并不特别关于开元天宝。当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所反映的文化，是一种很精致的文化。这个，我觉得是体现当时人，马上在唐代出现崩溃的这么一个瞬间，之后，或者之前，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些反映。这个时代的这些反映在正史里边你很难看得到，或者你在其他类型的著作中间也很难看到。但是在笔记里边，你可以体会到那个氛围。比如《金华子杂编》就有一段，“乾符中，所在犹皆平宁，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州郡间，或忽有遗火，沿烧不数舍，而士庶惊挠，奔迫狂骇，逾时不息。”对火灾，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更不要说突然出现大规模的战乱。所以，乾符，跟刚才韦庄所写的《咸通》，是完全合得起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片段，曾经在那个时刻被认为是一个安定的时刻，虽然从我们历史学家，后知后觉，看到这里都是问题，我们历史学家早就知道他会不行了。但是当时人不见得比我们蠢，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这样的体会，或者至少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我刚才有个标题，就是“忆昔开元全盛年”，我举这个标题，我想在座的一定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他回忆王国维的诗里，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一个盛世。很多解释陈寅恪诗歌的学者就表示很不理解，一个唐史学家，对清代、民国的历史亲身经历，怎么会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盛世呢？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去看的话，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实际上在当时人看来，包括在陈先生看来，他们对安定时代的理解和十年、几十年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感觉，陈先生为什么这么注意晚唐。而且在他的诗里边，我看到，从形式上完全模仿元稹的《连昌宫词》，他举了很多例子，他特别注意韩偓，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他觉得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跟晚唐韩偓生活的时代差不多。虽然他自己对晚唐的判断，未必就像我解释的这样。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座有号称“老教授”的罗志田先生，我的学长，对晚清的研究是我向来要学习的，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不能接着胡言。
最后，时间关系，我就讲几分钟，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唐帝国的终结究竟有什么意义？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我忽略了，就是唐帝国。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帝国，我所讲的帝国并不是一个疆域的广阔，或者实力的雄厚，或者武力的显赫，而是我所讲的帝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所谓帝国，在它的组合里必须具有一个多元性。而且这个多元组合，必须每一个组成部分，既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同时它也可以相应地认同，统治的政权就是唐朝。所以这个唐朝实际上跟其他的朝代比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它虽然是以李氏家族为核心的，但是它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依附于李氏家族。就是这个唐代的多元性，我们以前讲唐朝的多元性，过分地集中在安史之乱之前，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实际上唐朝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多元性的社会。就是各个种族、人员，还是在唐朝的旗帜之下，扮演了各种角色。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认同这个政权。也恰恰是因为他们这种认同感，使得唐朝政权的延续，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历史的偶然性的话，可能不一定要依赖于李氏家族本身，血缘上的李氏家族，而可以是其他姓李的人，这个姓李的人甚至可以是非汉人。我昨天有机会从吴丽娱先生那里得到很多的启发，她是对我唐史影响最多的学者之一，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归义军在后梁时代跟中央政权的各种沟通，来看后唐政权的不同性质，就是梁跟唐之间的区别。吴丽娱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意见，就是说，梁还是一个相对维持在地方上的政权，而后唐却具有很大的野心，它要恢复唐的疆域跟格局。所以后唐实际上是完全重新，如果不是李存勖的喜欢听歌、听戏，如果我们相信欧阳修的话，也许他真的能够恢复到一定程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唐朝如在李存勖或者旗帜下回复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唐朝，但还是同样一个帝国。不光是后唐，还有南唐，南唐的徐知训（太史政按：徐知诰）突然决定说他要改姓李了。不光是南唐，还有其他的地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甚至连契丹（辽）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唐朝的权威。所以这才是帝国的真正意义所在，就是说，它有一个超越地域跟种族的认同感。
最后，真的是最后了，我想举两个，讲一下西方史上重要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关于罗马帝国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史研究史上有一个惊人的假设，在我看来，这跟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提出的，虽然在历史研究范围上不一样，但意义上接近。这个假设非常重要，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都是西方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到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一个叫Henri Priene，他的著作都翻译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关于古代城市的书，商务出的。他发表的重要著作，就是《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查理曼帝国，虽然我们认为很重要，但在他看来，查理曼帝国变得重要，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而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并没有在四世纪末结束。从传统的历史解释上来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杀以后，罗马帝国就完蛋了。罗马被烧，被蛮族占领，那不就证明罗马帝国不存在了吗？但他提出一个惊人的看法，就是说，恰恰不是这样的，罗马帝国的延续一直到后来，至少延续了长达两百多年时间。为什么？他认为罗马帝国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而是在以地中海为系统的经济实体。只要他的经济实体一天不消除，地中海的贸易可以一直持续进行，然后周边的城市，维持他们的古典文化，这个罗马帝国并没有亡。而这个罗马帝国真正开始出现衰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伊斯兰兴起。所以他说穆罕默德，伊斯兰力量兴起，打破了原来古典文化对地中海贸易系统的垄断。所以在东部就出现了伊斯兰的力量，然后这个力量的兴起隔断了整个地中海贸易系统的有机联络。这个才使西欧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封闭的社会只有像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才可以建立起新格局。所以，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假设，统治了西方史学界好几十年。从他三十年代提出，一直到七十年代，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挑战。现在当然很多人挑战，从整体上看，大家已经开始不太接受这个了，但是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提出这个就是说，政治的力量，跟其他方面一个政权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力量，不是一回事。所以从这点上，也许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发，就是唐代政治文化新格局的延续，实际上是唐代政治生命的真正所在。所以一个政权本身不存在，但他的政治文化为后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而且有意思的是，唐代政治文化本身是朝廷有意提倡的。但他的提倡，跟他政权本身之间，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可以一直接受这套系统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唐代作为一个朝廷力量，它并不能够延续。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能讲。我想，今天我的报告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